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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解读
陈天桥向加州理工学院捐款1.15亿美元,为何不捐给中国?
点击:200次,时间:2016-12-15 14:42:16

12月7日,盛大创始人陈天桥宣布成立10亿美元基金支持脑科学研究。首批将向美国加州理工学院(Caltech)捐赠1.15亿美元用于大脑研究。这项计划称,将帮助科学家和研究人员深入大脑的研究,探索大脑基础层面的运作机理,以及由于疾病和衰老而导致大脑运作失灵的原理。

消息一经公布,立即引起社会的巨大反响。有人说,陈天桥为人类科学的发展贡献私人财产,这种做法值得表扬。有人说,陈天桥身为中国人,在中国科研经费紧张的时候,却把钱捐给了并不差钱的美国人,有失意义。

钱该往哪儿捐?

当天上午,中科院上海神经科学研究所仇子龙研究员对记者表示:“首先是惊喜,企业家也对大脑科学与基础研究有兴趣,其次是惋惜。”

话音刚落,记者就在微信朋友圈看到了北京大学理学部主任饶毅一条被疯转的评论,他说:“陈天桥夫妇选择在生物学和神经科学研究都历史悠久的加州理工学院支持脑研究,而不是上升期的中国,是典型的错误。”

支持和反对饶毅的人立即开始站边。毕业于加州理工学院的浙大生命科学研究院教授王立铭反驳说:“捐助科学,说明中国企业家开始积极关注更长远更有意义的工作,这是好事。特别是他的选择,最前沿的领域——神经科学,加州理工学院,David Anderson教授,这些都是很好的选择。当然,作为中国神经科学家,我更希望看到我们的企业家捐助国内的神经科学。”

上海科技大学的胡霁教授也强烈支持陈天桥的捐赠行为。他对记者表示:“陈天桥酝酿这个项目已经好几年了,谈了很多家机构,据我所知,他考察国内外科研院所至少已经有3年。基础科研对科研工作者自身有竞争,但对全人类而言不存在竞争。比如中国人一直在癌症治疗等领域受到美国科研进步的好处。富豪关注科研是好事,陈天桥有超越大多数中国富人的科研视野和追求,这是纯粹的慈善,值得鼓励。”

而在仇子龙看来,在中国科研实力完全能够达到国际顶尖水平的前提之下,钱捐助给中国或许是个更好的选择。

他认为,我国的神经科学起步晚,总体实力不及发达国家,但最近10余年,取得了巨大的进步和成就,也建立和发展了一大批优秀的研究机构。比如由美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外籍院士蒲慕明先生领衔的中科院上海神经科学研究所,北大清华的麦戈文脑研究所,浙江大学医学部的神经科学研究中心,复旦大学脑研究院等研究机构都已具有世界一流脑科学研究的实力。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我们国内现在聚集了一大批优秀的青年科学家,他们大都在国际顶尖研究机构经过严格科研训练,完全能够达到国际水平,而且他们的研究才刚刚起步,更需要资助。因此如果陈天桥把钱捐给中国,从推动人类科学发展事业的角度来说一定会取得同样的效果。

“陈天桥的捐款是私人行为,我们道理上不应妄加评论,但是我们衷心希望这件事能够成为一个引子,为中国健全国内的资助体系、完善管理透明提供契机。仇子龙对记者表示,“要知道1亿美元对于美国可能不算什么,对中国科研界来讲已经是一个天文数字了。我们中科院的每一个课题组每年的科研花费大概不会超过200万元人民币,50万~100万元的资助对我们来说已经相当不错了。”

仇子龙预测,如今的70后科研人员,回国10年后完全能超过留在国外的同龄人,而且政府和国内高校科研院所正加大投入,吸引着大批80后优秀科研人员回国。“有基础人才,资本才愿意投。”他对记者表示。

讨论中也有持中立态度的科学家。中国科大生命科学学院教授薛天对记者表示:“对于富人的捐款,不能追加道德的约束,尤其是这样的捐款是为了促进全人类科学的,捐给加州理工学院本身是好事。陈天桥的这些钱如果投到中国可能格局可以做得更大,与此同时不确定性也会更多。我们更应该自省,国内有什么样的制度和机制欠缺阻碍这类科研捐赠。”

捐助体制需破藩篱

虽然大部分科学家同意目前的脑神经基础研究中国具有赶超美国之势,但他们几乎一致认为陈天桥之所以把钱用来支持美国的脑科学研究,而不是中国,一个主要的原因是美国有良好的捐助传统,有完善的捐赠体制,为私人捐助者进入科研领域提供机会。

中科院上海神经所副所长王佐仁研究员对记者表示:“根据饶毅曾经提供的数据,美国国家每年投入神经科学研究的资金是50亿美元,中国是2亿美元,只有美国的4%。这还没算美国私人基金投给科研的钱,如果加上差距更大。这就让中国吸引私人捐款更加迫在眉睫。中国科学家也在从自身开始反省。”

重庆脑科学协同中心谌小维也补充道:“中国的基础科研全靠政府资助。比如最近重庆市启动脑计划,市财政勒紧裤腰带,才投入1000万元,这对于目前飞速发展的研究团队规模,真是杯水车薪。企业家应该和政府一道积极参与到推动中国前沿科学发展的伟大事业中去。”

曾在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UCSF)干细胞研究中心工作的中科院生物物理研究所研究员王晓群对记者表示:“国内现状是科研资助大多都来自政府,私人的钱很少有途径进入科研领域,应该更多地鼓励国内捐赠,并建立健全机制。”

就美国私人捐赠科研的传统,记者还特地咨询了著名美国脑科学研究所冷泉港(ColdSpringHarborLab,CSHL)神经科学主席AnthonyZador。Zador对记者表示:“为什么是美国人而不是中国人得到了这项捐赠,很显然美国大学接受私人慈善捐款的历史更为悠久。即便是科学非常发达的欧洲也很难获得如此大规模的捐款。当然英国除外,近20年来,英国建立了很好的私人捐助的渠道和传统。”

由此,仇子龙抛出了一个问题:“我的设想是能不能在国内成立一个相关的基金,或者挂靠在某个机构下,用于吸收民间资金资助,并由国内外优秀科学家组成评审委员会。参考国外的模式,科研项目组可以拿这些资助从事神经科学研究,尤其是资助青年人,但是必须每隔几年定期接受专家委员会的审核,如果无法给出满意的研究成果,就自动淘汰。”

仇子龙所说的国外经验,特别指霍华德-休斯医学研究所(HHMI)。该研究所是美国一个非营利性的医学研究所,成立于1953年,是全美规模最大的私人资金资助生物和医学研究的组织之一。成立至今为止,能够进入的华人研究员不超过10位。

仇子龙呼吁尽快建立起中国的私人捐赠渠道。他对记者表示:“当今中国脑神经科学家是国内朝气蓬勃的一代,完全有能力把私人的钱用好,把钱用好是科研团队成熟的表现。除了国家层面税务的问题,科学家群体自己也要努力,把国内科研体制欠缺的地方补足,对自己负责,加上第三方公开透明的监督,是可以做出一个私人捐助的基金会的。”

中国科学家“走出去”

科学家们认同中国的研究机构吸引不到私人捐助的一些原因:包括国家没有税收鼓励、大学也没有足够诚意、财务制度不够透明等。但他们同时从自身反省:“我们有没有做出最好的研究?有没有尽到科学传播以及和公众交流科学的责任?”

对于这个问题,科学家们普遍认为中国科学界对科普的重视程度不够。

王晓群对记者表示:“我们还是需要正确看待陈天桥的捐款,反思中国科研界自身的制度和体制,建立通畅的沟通渠道与途径。相比美国的科学家,国内科学家与公众的沟通能力较弱,科普能力不如国外。在国外,医学院会有一套专业的公共关系培训课程,都是为了系统地培训如何去和公众沟通的能力。”

胡霁表示:“中国年轻科学家如果拿到资助,做出来的研究一定不会比美国人差。但是我们很难让普通人了解自己在干什么。在国外拿了NSF(国家自然基金会)的钱,有义务一定要去科普的。”

“尤其是考虑到我们其实是在拿纳税人的钱做研究。如果能够扩大中国人对科学的兴趣,长远来看,捐款的资金池会更大。老百姓的小额捐助,也可以积少成多,国外有些私人的基金,就是从老百姓那里募资,然后再去支持科学家。”胡霁补充道。

科学家不仅要加强与公众的沟通,更要学会与企业家沟通,并且了解企业家在想什么。仇子龙举了一个切身实例,在一个私人聚会的非正式场合,某院士问企业家:“你那么有钱,为什么不投给我们做科研呢?”企业家说:“我们要收益,所以还没考虑过投资科研。”院士说:“你投给我们长期有收益,对人类的进步有贡献。”企业家说:“长期就不叫收益了,是慈善,也可以叫回报社会。”

仇子龙说当时他的感触特别深。“科学家要明白企业家想什么,他们捐款可能一部分是投资,另一部分钱是回报社会,是慈善,但是慈善也是要有目标的。”仇子龙对第一财经记者表示,“因此沟通的能力中国科学家一定要好好学习,需要与时俱进,更善于与不同领域的领袖沟通。”

陈椰林表示同意:“前一段时间与企业家聊天,他们对生命科学的兴趣特别大。只是平时没有途径去了解。我们做科学不能纯粹为了满足好奇心,是要去交流与科普的。王立铭教授经常做科普,他已经成了‘网红’,是我们的榜样。”

对于未来,科学家们纷纷表示了自己的看法。

“陈天桥的出现,对很多科学家来说,是让他们看到了资本市场对于科研的重视,是积极的。”王立铭对记者表示:“最近几年,国内的基础研究飞速发展,很多年轻科学家也迅速成长起来,同时因为陈天桥这样的人开始出现,不管是科学方面的交流还是科研资助,我们都正处于一个最好的时期。”

王晓群介绍称:“美国公立大学如何接受私人捐助,都有非常成熟的模式,值得借鉴。比如UCSF干细胞与再生医学研究所每年都会举办募捐晚宴,并通过各种社交网络,吸引愿意资助的富人来参加。这是国外的优势。在国内,宣传形式很复杂,一直没有建立起合适的体制和组织形式。比如怎么吸引富人来和科学家沟通,这都是问题。

仇子龙最后总结道:“中国目前对私人捐助的机制需要完善,科学家愿意和企业家一起努力,探讨方案,做出世界水平、与国际接轨的私人捐助科研的体系。”

这些年华人给美国高校捐的钱

其实,华人向美国大学捐款的历史很悠久。非常多的企业家都曾给美国著名高校捐过钱,下面一起来看看:

张磊,888万美元,耶鲁大学

高瓴资本创始人张磊曾以1990年河南省文科状元身份考进了中国人民大学,1998年进入耶鲁大学。2010年,张磊捐赠888万美元给耶鲁大学引起社会轰动,这是耶鲁管理学院历史上最大一笔捐赠。当时很多网友质疑张磊,为什么不捐给中国学校。张磊解释捐款原因,回忆了留学耶鲁的经历,是耶鲁改变了他的一生。

潘石屹,1500万美元,哈佛大学

潘石屹夫妇是SOHO中国地产创始人,潘石屹生于甘肃大山农民家庭,考到中国石油管道学院。他的妻子张欣曾在香港的工厂当流水线工人,后来努力拿到了剑桥大学硕士学位。2014年7月,SOHO中国创始人潘石屹捐款1500万美元给哈佛大学,引起了一片质疑,甚至有人怀疑是不是为孩子上哈佛用钱铺路。潘解释说,这笔钱用于资助在美国求学的中国贫困家庭学生。

王周露露,2500万美元,韦斯利学院

王周露露,华尔街投资人。父亲是派驻印度的国民党高官,1940年出生在印度新德里。她在纽约长岛长大,1966年毕业于韦斯利学院并步入华尔街,最终成为一名投资人。2000年,王周露露夫妇捐出2500万美元给母校韦斯利学院,是韦斯利学院校史最大单笔捐款。

蔡崇信,3000万美元,耶鲁大学

蔡崇信父子均为耶鲁大学校友,其父亲蔡中曾祖籍浙江湖州,1953年进入耶鲁大学求学并最终获得耶鲁大学法学博士学位。1986年,蔡崇信也从耶鲁大学法学院毕业,后进入一家纽约的律师事务所开始职业生涯。2016年3月,蔡崇信捐赠3000万美元给母校耶鲁大学,以纪念自己的父亲。

赵锡成,4000万美元,哈佛大学

赵锡成,出生于上海市,1946年进入交通大学,福茂集团董事长,美国第一位华人部长赵小兰父亲。赵锡成有6个女儿,其中四个都上了哈佛大学,可以说是“满门哈佛”。2008年10月,他捐赠4000万美元于哈佛大学,其中一座楼以赵小兰母亲命名为“赵朱木兰中心”。

王嘉廉,5000万美元,纽约州立大学石溪分校

王嘉廉,1944年出生于上海,8岁时来到纽约,后来成为著名华人企业家、慈善家,为教育、医疗公益作出了极大贡献。2000年,王嘉廉捐赠4000万美元给纽约州立大学石溪分校(杨振宁曾在此执教37年),用于兴建亚美文化中心。

杨致远,7500万美元,斯坦福大学

杨致远,祖籍湖北省,1968年出生于台湾,雅虎创始人。1990年,杨致远考入斯坦福大学,仅用4年时间就拿到硕士学位。1994年,他创办了雅虎,成为全球互联网创业者的偶像。2007年,杨致远捐出7500万美元给斯坦福大学,用于建设环境研究中心。

谢明,8500万美元,南加利福尼亚州立大学

谢明,1955年,谢明出生于沈阳市,1978年考入华南理工大学,1980年转学南加州大学,科进公司董事会主席及CEO,美国边境的指纹识别系统由他研发。2006年,谢明捐款3500万美元给母校南加州大学,后者史上第一次以华人名字命名一个系“谢明电子工程系”。2010年,他再次向南加大捐助5000万美元。

陈乐宗、陈启宗,3.5亿美元,哈佛大学

陈启宗,香港恒隆集团主席,南加州大学毕业;陈乐宗,祖籍广东顺德,香港晨兴创投主席,曾在哈佛大学从事研究工作。2014年9月,陈氏兄弟向哈佛捐赠3.5亿美元;向南加州大学捐款2000万美元。10天以内捐出近23亿元人民币,创下哈佛380年校史最大单笔捐款记录,其后哈佛公共卫生学院以陈氏兄弟之父陈曾熙为名。

许多人在追问,为什么不捐给中国大学?有钱为什么不支援贫困落后地区的教育?我们必须看到,中国富豪给美国大学捐款,研发的大都是一些能够让全人类收益的科研项目,其中自然也包括咱们中国人。之所以特别选择捐助给某个大学,在乎的不是它隶属于哪个国家,而是考虑到它的相应科研水平和实力。陈天桥向美国大学捐巨款这件事或许能够成为一个引子,为中国健全国内的资助体系、完善管理透明提供契机。(部分内容来源:第一财经日报、腾讯财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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